谁都知道在法国图书馆看书有诸多不便，所以我的东道主，德国汉学家郎宓榭教授事先已商请法国社会科学院艾乐桐教授给我帮忙。我到巴黎以后艾教授为我开具介绍信并办了阅览卡，我自以为万无一失，兴冲冲奔黎希留路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而去。谁知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我在问讯处被告知必须先到接待处换取该阅览卡，到了接待处，有三位接待员坐在那里，我随意挑了其中的一位。她先问有无介绍信，再问有无你联系单位开具的阅览卡，我一一呈上后，她说你必须交35法郎，办一张本馆的阅览证。我说我只有两天时间，恐怕无需长期的阅览证。她说那么请出示你的护照，我们为你办一张临时的，只能用一次或两次的阅览证。这一下我蒙了头。护照我并未随身带在身上，如果回旅馆去拿，又要花上大半天时间，把我仅有的两天读书计划又减去三分之一。我试图商量，但对方态度坚定，毫无商量余地。她说，我们欢迎你明天再来。我说我今天就要再来。她提醒我，接待处工作四点结束，而我想去的东方部五点关门。我一言不发，回头就走。
下午三时，我赶回原处。上午那位女士已经不见，换了一位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男士。法国人不会讲英语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接待员，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读者，不会讲一句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语言的英语，似乎有点不该。面对一句法语也不会（也有点不该）的我，他只好去搬救兵。救兵原来就是上午那位女士。我见她来了，指着护照说，你要的东西来了。她于是对那位男士叽咕了几句，让他拿出一张黄色的小表格，要我填上姓名住址之类，然后那位男士又拿着护照和表格领我到接待处的另一头，那里有一张长桌子，坐着四个人，每个人面前一部电脑。他把我交给一个小伙子，那位小伙子英语倒是十分流利，他又拿出另外一张黄表格，更加繁琐，必须将姓名单位专业出生年月日永久地址在法国暂住地址等等一一填上，而且他边问边将数据输入电脑，最后问到要看什么书，我说什么书都想看，只有两天不到的时间，能认真看什么书，不过浮光掠影了解你们藏些什么中文文献罢了。但他坚持要具体一些，因为电脑要储存这些资料。我于是说你就填上历史类与语言类罢，他仍嫌面太宽，我于是又说你就看着办吧，爱写什么写什么。接着他又认真问我，你表格上填写的暂住地址的那条街名，有一个字母不清楚，其实那条街名是我半杜撰的。谁还去背旅社所在街名的拼法和那个旅行社的电话号码？我只是把依稀记得的附近一条比较大的街名胡乱拼写出来，所以故意写得潦草得很。只是这个地址他也必须打进电脑，含糊不得，只好问我。我随意说了一个字母，心想，巴黎有千数条街道，你慢慢去核对吧，我是没有时间再回去查证我所住那条街道的真实名字了。最后他又带我到桌子旁边一个小间里为我拍两张照，我说左不过看两天书，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真是十足的文牍主义。他回答，没有办法，这是在法国。我们也不是专对你一人，任何人都如此的。还接着说你们中国官僚主义也一样严重吧，我本想反问一句，想必你到过中国许多次了吧？后来一想何必把怨气发在一名小职员身上，他也不过是等因奉此而已。照片是与我刚才所填表格印在一起的，这就是临时阅览证。他告诉我这个阅览证只能用两次，一次今天，另一次明天。可是实际上这么一折腾，所谓今天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
多年以前我曾经抱怨过进大英博物馆大阅览室之难，但那一次我没有任何证件到底还是进去了。至于到大英图书馆看书更是容易得多，连敦煌卷子也随便看的。但我却在法国碰了壁。法国是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先驱，但法国也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历来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点是连他们自己也不讳言的。所以就有了这出黎希留路碰壁记。黎希留路大概得名于那位赫赫有名的红衣主教，读过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因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这条路上，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有不少中国学者如郑振铎、王重民等先生驻足于此，阅读伯希和掠自中国的敦煌卷子，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国内早已不存的珍稀古籍。今天走在这条僻静狭窄的路上，仿佛还看得见他们来去匆匆的身影。我想要找的是另一类书，是过去极为普通，至今还不被视为善本，但在国内也早已绝迹的一些诠释康熙皇帝十六条圣谕的书，结果大有收获，不但看到了这些书，还意外地发现了其他一些怪书，其中部分收获已经写在《〈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文化现象》一文里，这里就不来饶舌了。还想赘上一句的是，虽然只有不到两天多的功夫，虽然起先碰了壁，到底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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